三峡考古重建巴史

三峡地区发现了非洲之外最早的人类遗址巫山龙骨坡，使这里成为“中国人的发祥地”。此后，该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流传有序，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遗存都有发现。

巴文化的根早于釜文化

但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是从这里的旧石器文化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距今一万多年前生成于南岭北麓一带的釜文化，高举农业革命大旗，一路北上，到达洞庭湖区。大体距今7600年前后，进入鄂西三峡东部地区，形成城背溪文化。然后又有一支西进，与来自陕南的李家村文化碰撞，在三峡西部地区形成楠木园文化。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了釜文化与巴文化之间的联系，但更多关注的是历史时期的釜文化，特别是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东周时期的釜文化。而巴人的根显然要早得多。

约公元前5000年，洞庭湖区的汤家岗文化已部分融入鄂西三峡地区城背溪文化，生成柳林溪文化。柳林溪文化早期与中期的遗址数量非常少，仅在西陵峡内有个别发现。到了晚期，遗址数量猛增，不仅在三峡地区多有发现，也见于江汉平原西缘。

约公元前4000年，柳林溪文化蜕变为大溪文化。大溪文化是史前釜文化的鼎盛时期，遗址数量多，分布面广，东起江汉平原中部的洪湖至岳阳一线，西至瞿塘峡东端，北抵江汉平原北缘，南到洞庭湖区。

从大溪文化晚期开始，不同文化介入三峡地区。首先是屈家岭下层文化从江汉平原西部渐次向西，与这里的大溪文化融为一体。稍后，中原地区的西阴文化南下。一支沿汉水到达鄂西三峡一带，与这里的大溪文化结合；一支沿嘉陵江到达峡西地区，形成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哨棚嘴文化，大概就是后世所谓的“华人”的文化。此后，屈家岭上层文化深入三峡地区，不仅以非常典型的文化到达巫峡一带，零星的文化因素更是远播到忠县等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对三峡地区的影响基本上限于西陵峡。

不同文化对三峡地区的介入，不仅使三峡地区文化面貌变得复杂，社会结构也有相应调整。虽然这方面的资料尚少，但在宜昌白狮湾、巫山大溪等遗址中出现了随葬品丰富且包含有玉器等高等级器物的墓葬，表明这一时期的社会已经开始分化。

巴人与夏、商、周的关系

大体在距今4100年前，中原地区的煤山文化进入长江中游地区。煤山文化所代表的早期夏人趁势进入三峡地区，生成石板巷子类型遗存。《华阳国志·巴志》“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说明巴人与夏有密切而友好的文化联系。《竹书纪年》“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说明夏在三峡地区的巴人中派驻了官员，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

约公元前1800年，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介入巫峡一带。约公元前1600年，三星堆文化控制三峡地区的巴人，生成朝天嘴文化。约公元前1400年，巴人重新崛起，生成路家河文化，控制三峡地区、峡西部分地区及江汉平原西部，影响成都平原等地，巴文化进入第二个鼎盛时期。

《华阳国志·巴志》中有关于巴人参与武王伐纣的内容：“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巴文化可能与周人有某种同盟或者属地关系。在秭归石门嘴、清江流域的香炉石遗址的路家河文化遗存，出土了比较多的西周式甲骨。说明西周王朝虽然可能没有派出大量的人员进入鄂西三峡地区，周文化也没有明显改变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但某些掌管神权的上层人物可能已经融入当地文化，这些人还极有可能控制了这一地区的行政权。

总的来看，巴人与夏、商、周三个中原王朝的关系有所不同。夏明显控制并管理了三峡地区的巴人。商人与巴人的关系虽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未必完全没有联系，一是甲骨文可能有所谓伐巴的记录，二是在三峡地区也能够看到商式鬲、尖底厚胎缸等典型商文化因素。西周王朝则可能与巴人有某种同盟关系，对巴人采取相当温和的管理方式。

秦灭巴蜀  巴人演变为“土家”

约公元前850年，双堰塘文化（夔文化）生成于峡区。巴人退守峡西地区，在涪陵一带形成石地坝文化。公元前634年前后，楚人灭夔，楚文化进入峡区。巴人分布于峡西地区，生成瓦渣地文化。《华阳国志·巴志》中的“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描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巴人的分布范围。公元前361年以前，楚人进入峡西地区，典型楚文化至少达到忠县一带。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秦对巴人采取羁縻政策，利用巴人控制蜀、楚等地，为统一中国奠定基础。巴文化向东达江汉平原西部，向西到成都平原。公元前100年之后，典型汉文化进入三峡地区，但釜文化的传统仍在延续。巴人转化为賨民、廪君蛮和板楯蛮等，宋代以后逐步演变为“土家”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