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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中国人活得最幸运的一个王朝

2014-06-23来源:婺城新闻网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要是让他选择,他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因为这是一个繁盛的王朝,开放的王朝,科学的王朝,哲学的王朝,艺术的王朝,文学的王朝,只不过同时也是一个兵弱的王朝

我教了27年中学历史,有关历史问题,兴许有了一鳞半爪的认识。从小兴趣比较广,各方面都有所涉猎,回顾求学历程,一言难尽。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很少有机会读到书,但自己喜欢读书,小学以后,看武侠,成语字典,毛泽东选集,近乎无书不看的地步,以致眼睛看坏了。但我仍要感谢那个时代,1978年中考,我考上永康古山中学,古山中学理科强,文科弱,数理化我怎么也学不起来,但语文历史有优势,求学道路可谓一波三折,有幸考入浙师大政教专业,之后,大学毕业,当政治老师,也代过地理,上过历史课,直到1996年转到金华二中,当了一名十足的历史老师。这么多年下来,早的时候乱看,当年在浙师大,要是评选阅读之星,我一定当选,三年大学生涯看过1800多本,但看得杂乱。从盲目看书走向自觉看书,从一开始看中国近现代史,尤其党史,转向世界史、文化史、文学史、科技史,甚至哲学史,近年来,我更关心乡土历史,以前对历史的兴趣在于大人物,在于宏观历史,眼下转向民间的历史,乡野的历史,小人物的历史,今年开了一门课,就是老金华人的口述史,但今天我谈的还是宏观历史,两宋巨变和陈亮的思想文学。

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积贫 分散军权导致积弱

要想看清楚两宋巨变,必须对整个宋代社会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气象万千的印象宋朝来说,我们大致有几个误解,一是宋朝积贫积弱、百孔千疮,统治者骄奢淫逸,偏安一隅,不大善于治理国家,为辽、西夏、大理、吐蕃等外族所觊觎。二是认为江南地区,尤其是浙江这一带翻天覆地的变化,始自明清时期,其实是从宋朝已经开始。

很多人一谈穿越,大多想要梦回唐朝。然而一个国家强盛,不仅要让人民富裕,而且还要有免却恐惧的自由。那么中国人活得最幸运的王朝,就是宋朝。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历史,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哈佛教授费正清也说:“宋代是伟大的创造时代,使中国人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府文化、士人文化等方面领先权世界。”以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要是让他选择,他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因为这是一个繁盛的王朝,开放的王朝,科学的王朝,哲学的王朝,艺术的王朝,文学的王朝,只不过同时也是一个兵弱的王朝。

我们都知道,中央集权制度自秦朝始。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的北宋,君主专制已有千年的历史,以致达至了完善的程度。赵匡胤马上打天下,十六年马上皇帝,让他明白中国这个国家不能重演藩镇割据,所以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若是给中国历代皇帝的治国理念打分的话,那么宋太祖赵匡胤得分最高。他是既能马上打天下,也能马下治天下。虽是武将出身,却有人文精神。他的两个治国观念,一是重文轻武,二是重内轻外。宋朝的传统,重视文人,抑制武将,所以有杯酒释兵权,削夺节度使实权,继而设枢密院,与统军将帅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防止武将专权,加强禁军,“强干弱枝”、“内外相制”,后来岳飞遭害到底也跟这些政策有关。在赵匡胤看来,外族入侵只是皮毛,国内才是隐患。继而集中行政权,设参知政事,分行政权;参知政事一职,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担任过,相当于副宰相。设枢密使,分军权;设三司使,分财政权。三者加在一起,也就是分散了相权。通过设转运使,集中财权。以致国家有钱,地方没钱。

实则中央集权在宋朝已经达到顶峰,君主专制的弊端也暴露出来了,过度集权,导致冗官、冗兵、冗费,分散军权导致军队战斗力弱。虽然改变了长期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但也造成积贫积弱的“三冗”,以致引起社会危机,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王安石则有王安石变法,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则要变革天下之弊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如果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能够成功,那么,足可以避免北宋灭亡,甚至也会影响今后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走向。

  宋朝的东京是当时世界上 最繁荣、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城

  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但在文化和科技领域却创造出许多辉煌的成果,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朝代之一,还呈现了文化大家“井喷”的罕有现象。北宋中后期,一大批文化名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寇准、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蔡襄、米芾、程颢、程颐等都是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有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他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文化至北宋已趋精深成熟,北宋文化人雅歌投壶,诗酒唱和。

  四大发明也出现在宋元之间,北宋《萍洲可谈》见闻:“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航海用指南针最早记录。进而发明了使用人工磁体的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宋代的主要火器则是突火枪,此三项都在宋朝完成,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顶峰。宋代城市打破坊市分离旧格局,取消了宵禁制度,成为不夜城。茶坊酒肆、勾栏瓦舍,生意红火。两宋文化重心从官场转到了民间,从庙堂转到了市井,从精英转到了大众,从强调教化转到了追求娱乐,纯文化转到了文化经济。

  然而北宋经济相当发达,不仅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有了十足的发展,当时有谚语谓“苏湖熟,天下足”,制瓷业遍布各地,五大名窑也已成熟,景德镇之所以冠名景德,正是宋真宗以自己的“景德”年号所赐,更甚至于,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而且宋代的冶铁业已经用煤作为燃烧,棉纺织业更是不断兴起,以前平民衣麻布和葛布,贵族衣丝绸,到了宋代,则如司马光所说“世风日下,贩夫走卒皆着丝袜”,可见商业的兴盛惠及许多人。唐朝都城长安,跟宋朝的东京相比,繁荣程度相差好几个档次。《梦梁录》中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上也说:“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读过《水浒传》的或许都知道燕青带宋江他们去东京见李师师的一幕,那时的东京正赶上烟花大会,足见繁华热闹。若是再细看《水浒传》,也足以见出宋朝的商业兴盛之态。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单以都城的人口论,宋孝宗时超过北宋杭州的人口,达到26万户,至南宋末年则有38余万户,120余万口。东京可谓当时世界上最繁华、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城。一直到18世纪,伦敦也就6万多户,巴黎顶多8万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写到,“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宋朝时期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我们知道,商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影响的机会被外族入侵所打断。以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中国社会发展的脊梁也被外族入侵所打断。

  话说回来,宋朝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秦汉时期,江南仍是刀耕火种,人烟稀少,野草丛生。到了魏晋南北朝,大举南迁,江南得到开发。隋唐时期,可谓南北经济共同发展,几乎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直到南宋,南方经济绝对超过了北方经济,国家的财政收入最主要靠南方收取,对外贸易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隋朝开运河,北段是出于国防,南段多为掠取南方的财富。我们要是去翻看家谱,大抵上我们的祖先都是宋朝搬迁过来,我自己的家谱就可以追溯到宋朝。

  现在看来,宋朝可谓生不逢时,宋朝周边涌现了多个少数民族,辽、西夏、金、吐蕃、大理等等。北宋算起来只是华东华北华南的汉人居住区域,实际上根本无法收复北方重镇———“燕云十六州”,南宋的国土则更小,偏安一隅真是一点也没有说错。金兵南下,取开封,靖康之变起,二帝归北,北宋亡,公元1127年,赵构于临安建立南宋。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被金兵俘获,从此她也只能流亡江南,来到金华。岳飞的家乡在河南汤阴,他对金兵的烧杀抢掠定然印象深刻,他的满江红千古传唱,“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但他至死也未曾见到“王师北定中原日”。

  但为什么宋代的文学艺术那么发达?一是社会环境,天下分裂,战乱频仍,是以有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二是经济环境,尤其是城市经济繁荣,是以追求个性自由;三是文化环境,重视文治、尊重知识、重视教育,是以追求意境;四是思想环境,理学和士人阶层兴起,是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这些都可以归结于张载的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宋明理学对后人的人格养成有极大的影响,从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到于谦的《石灰吟》,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谓一脉相承。宋明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崇尚道德、气节;强调自我约束,发奋立志,社会责任感。审视宋明理学,看到在礼教压制下哭泣的生命,也应该看到无数因追求气节品德而变得挺拔高大的灵魂。

  陈亮的事功之学成就 浙学“功利,务实,创新”

  南宋定都临安以后,北方士人南迁,金华“龙制临安之窑,当台绍之上游……所谓心腹之地”,自然热闹异常,中原与吴越文化在此融汇。李清照在金华留下“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更是千古绝唱。宋时的民谣唱道“桐齐檐,出状元”,当时的金华还真出了陈亮、刘渭两个状元。还有探花郑刚中,涌现了胡则、葛洪、何基等20余位进士。

  金华的奇秀山水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苏轼的《卧羊山》、王安石的《山桥》及陆游等,他们有的写下游记诗篇,有的留下题词墨迹,为风景区增添了绚丽风采。更为金华之山光水色增辉添彩。很多名人都到过金华,黄庭坚祖籍浦江,后来迁到金华,如今金华、浦江两地都有他的后裔,族谱犹存。苏轼的儿子苏迈移居金华,成为金华苏氏的由来。辛弃疾跟陈亮、吕祖谦都有交往,辛弃疾在《祭陈同父》中盛称其“智略横生,议论风凛”。陈亮曾赴上饶与辛弃疾会于鹅湖,别后有《虞美人》三词与稼轩往复唱酬。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

  当时,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他是金华学派的奠基人,并开南宋浙东学派之先声。婺学分三家,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三大家。清代浙东学派的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嗅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

  陈亮为学无所师承,在学术史上“异军突起”,他提倡“实事实功”,有益于国计民生,并对理学家空谈“尽心知性”,讥讽排斥不遗余力。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哲学上承认客观规律之实在,强调道存在于实事实物之中,强调合理的利欲与道德的效用。陈亮力倡“道在物中”,围绕王霸、义利、天理和人欲等重大哲学问题,同与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展开争辩。陈亮反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可以相互并存的。而朱熹坚持“道”是一种先验的道德,义利不两立。陈亮据理力争,认为“道”不是神秘先验的,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况且,义利双行,在此,利并不是无节制的一己私利,而是泛指“生民之利” 。

  在我国古代农耕社会,“厚本抑末”即重农轻商思想根深蒂固。但到了宋代,商品经济已相当兴盛,人们渐渐改变了以往“末业”的思维定势,商业逐渐成为一些人的“本业”。陈亮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开风气之先,大胆提出了“农商并重”的思想。陈亮认为“农商一事也”,“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以相病。“就农商之间的关系,陈亮认为两者是互惠互利、互为促进的。陈亮还在政治上继承了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精神,针对时局颓废,提出了“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反对固守祖宗旧制,无不以救时济世为依归。六十年前何炳松先生撰《浙东学派溯源》开其先声,在学术界引起反响。陈亮的永康学派,开启了明末清初的颜元、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永康学派“义理并举”的创新思想,特别是陈亮和浙东学派的经济思想一直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且影响民间,历经千年长盛不衰。许多学者认为,浙江地域文化中的“浙学”精髓所蕴含的“功利、务实、创新”特性十分明显。

  陈亮一生命运坎坷,屡遭打击,心力交痒,身心备受摧残,但矢志不渝,表现了一生反对和议,力主收复中原的渴望。陈亮“王师北定”的宏大理想终未实现,但他不愧是“真英雄,真豪杰,真义士”(《姬肇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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